企業稅務實質的重要性
在課稅評價審查委員會/稅務法庭X66號案件中，數名上訴人根據《香港稅務條例》第66條向課稅評價審查委員會提出上訴。 為了便於閱讀，以下所述的X66號案件僅局限於一名上訴人，但該案件在稅務實質的重要性方面具有相似觀點。
X66號案件與稅務實質的重要性
在X66號案件中，一家在中國大陸註冊成立的公司（“P公司”）在中國大陸製造運動鞋。 這些運動鞋隨後被賣給一家國際商業公司，如BVI（“B公司”），該公司又將鞋賣給一家香港公司（“A公司”）。 A公司最終將運動鞋賣給了K國的最終用戶。
另外的事實是，B公司的利潤率約為10 – 20%，A公司約為5%。 此外，P公司及A公司（B公司除外）就其利潤分別在中國大陸及香港繳付企業所得稅。
正如預料的那樣，本案的主要焦點是B公司的作用上，該公司既沒有在中國大陸進行工商登記，也沒有在香港進行工商登記。
港稅務局進行稅務審查後拒絕A公司根據《香港稅務條例》第16條的規定，要求將其費用（相當於B公司的淨利潤）作稅前扣減，因為香港稅務局認為此類支出不是A公司產生有關利潤時所產生的。
上訴人A公司不同意，並澄清道，“儘管B公司確實且實質上參與了P公司的製造業務，並向K國的客戶銷售運動鞋，P公司及B公司的業務工廠內的員工在中國大陸未做任何工商登記，也沒有（不需要）繳納任何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。”
向課稅評價審查委員會提起上訴
上訴人在課稅評價審查委員會申訴稱，B公司為質量控制目的僱用了大約50名（高級）員工， P公司和/或A公司之所以未僱用這些員工是因為 a）中國大陸與這50名員工此前所在國之間存在所謂的“政治緊張”； b） 香港已成為中國大陸一部分。
然而，課稅評價審查委員會難以相信這50名員工“擔心”被香港的A公司僱傭。 這是因為香港被公認為是一個國際大都市，有自己的法治。
此外，他們質疑，B公司怎麼未出示其與員工之間的僱傭合同作為證據？ 此外，亦未提供B公司的僱用記錄或工資單，審計賬目也未顯示任何工作人員的薪金，事實上，B公司幾乎沒有支付任何款項。
因此，BoR得出結論，B公司的介入並非出於真正的商業目的，而是出於稅收目的。
因此，根據《香港稅務條例》第16條，稅務局不把B公司的毛利（不只是利潤）作為A公司的可扣減開支。 BoR指出，根據《一般反避稅規則》第61及/或《香港稅務條例》第61A條不扣除費用時，亦會取得同樣的結果。
內地稅務實質申索
上訴人進一步辯稱，B公司的實際業務是由其員工在中國大陸進行的。 此外，上訴人認為，B公司在香港沒有員工，在香港舉行的董事會議大部分只是書面會議，B公司也沒有在香港進行交易。
因此，B-Co的利潤在香港被間接徵稅是不正確的，因為它沒有在香港進行業務或貿易。
香港稅務實質的相反證據
然而，這些論點被BoR接受，並確立了稅務實質的重要性。 除了B公司未能證明其有50名員工外，BoR還認為B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活動是事先或偶然發生的。
此外，BoR注意到B公司還在香港簽署了一部分董事會議記錄，其在香港有一個銀行賬戶，B公司不僅在香港保存，而且在香港編制和批准其賬目和財務報表，而且B公司有香港的營業地址。
雖然P公司和B公司之間沒有適當的採購訂單，但發票、裝箱單、送貨報告仍在香港收到和/或在香港編制，因此利潤生產活動亦被認為在香港進行。
結論是，B公司在BVI（?）和中國大陸都沒有任何實質內容。 如果它在中國大陸有任何實質內容，顯然就會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機構，在那裡支付中國大陸的企業所得稅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香港稅務局亦會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20條對A公司地行評稅。 根據該條款，A公司被視為B公司的代理人，並對劃歸B公司的利潤徵稅。
當多個實體被香港稅務局認為有緊密聯繫，而且一個實體（B公司）的利潤本應由另一個實體（A公司）在香港產生，但由於兩個實體之間的某些業務安排，沒有進行這種“適當”分配時，就會出現上述情況。
稅務實質重要性的主要結論
為了避免稅務訴訟和調查，請確保您的公司在香港或當地目標管轄區持有足夠的稅務實質，公司的稅務地位實質化。 這不僅是法人稅結構的問題，信託稅特質也是如此。 HKWJ Tax Law & Partners擁有超過10年的專業知識，為客戶提供稅務管理、稅務責任減免和稅務實質方面的幫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