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香港，我們的情況有點“奢侈”。我們不只有1條，而是有2條一般反避稅條款規定（“GAAR”）， 第一條GAAR見《香港稅務條例》（“IRO”）第61條，第二條GAAR見IRO第61A條。這兩條規定並非互斥，也就是說香港稅務局（IRD）可以同時使用這兩條規定。

這兩條GAAR規定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補救措施，即，IRO第61條規定，IRD的唯一補救措施是忽略納稅人的交易，但在61A條中，除了忽略納稅人的交易之外，IRD也可以用合理假設的假想交易（例如，按公平價格交易）替代所述的交易。

也可以從下面看出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適用範圍，即，IRO第61條適用於虛假或虛構交易，而IRO第61A 條適用於主要或單純為了獲得稅收優惠而進行的交易。

應該注意的是，為了消彌特定的避稅交易/安排，除了GAAR規定之外，IRO本身也包含所謂的“特定反避稅規則”（SAAR）條文，例如，IRO的第9A條。 在IRO的第9A條中，重點放在通過運用所謂的服務公司來進行避免薪俸稅的安排。

什麼是一般反避稅條款？

香港的GAAR規定側重於如下交易、計劃或安排或處置：

1. 虚构的或虚假的，结果造成纳税人应纳税额减少（IRO 第61条）或
2. 為納稅人創造了稅收利益。客觀判斷納稅人的交易目的是否主要或單純為了獲得稅收利益時，要考慮了7個因素（IRO 第61A條）。

這7個因素中的前2個考察的是交易方式以及交易的形式和實質，即，基本上考察的是交易背景。 剩下的5個因素更多是和金錢相關的問題，考察交易的結果（如果交易未停止）、納稅人和/或相關人員（如有）的財務狀況變化、交易是否公平、是否有任何離岸公司參與。

到底什麼是GAAR？

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可能要提出另一個問題：GAAR是否是法院制定的現有稅收原則的彙編（例如，實質大於形式、虛假交易或分步交易)，或是否是超越現有權限的某種東西/規則？

香港上訴委員會（稅務法庭）的第94/04號判決和稅務局的《部門解釋和業務註釋60》（“DIPN”）第15條均指出， 諸如在Furniss 訴 Dawson案 [1984]（[1984]1 All E.R.530）中適用的拉姆齊等原則，（和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以及分步交易規則一樣，都把重點放在對於某些步驟的忽略上），可以和GAAR規定一起應用。

有人說，拉姆齊原則作為一種解釋方法，可以與GAAR並存/共同運用。 因此，似乎所有不被IRD接受或喜歡的避稅案件都可以通過GAAR條款或司法反濫用原則來處理，因為最終他們都傾向於將重點放在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上。

因此，可以認為，GAAR是政府將司法原則納入成文法的方式，而且/或者是在假定出現濫用反避稅交易時，指導法院如何對法律進行解釋的方式。

GAAR的目的是什麼？

如上文所述，有人認為，由於法院的行為不受歡迎，所以印度等越來越多的政府最近引進了GAAR規定，目的是將GAAR規定這一稅收原則引進司法制度。 但是，必須得指出，《稅務條例》第61A條自1986年起就已經存在，而且是從澳大利亞GAAR規定中“照抄”過來的。

如今的企業已變得以全球為導向，所以經濟合作與發展（“OECD”）提出了採用全球標準去，其結果是在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中引進了各種避稅規則，例如，最終實益擁有權標準。 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可以說GAAR條款變得越來越不怎麼需要了。

根據DIPN第15條，引進《稅務條例》第61A條是為了“制止公然的或人為的避稅安排，但不應對正常商業行為進行不必要的限制”。所以，出現了一個問題，什麼是“公然”？什麼是“人為”？乍一聽，會認為涉及的安排相當激進/濫用。 DIPN第15條進一步指出，IRO第61A條的其中一個要求是以稅收為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，這必須明確且顯而易見地存在的。

但什麼是“明確且顯而易見”？ 焦點似乎放在激進或濫用反避稅交易上。 需要注意的是，直到今天，GAAR條款在香港也一直被用於調整轉讓定價安排（雖然這種情況可能很快會發生變化），香港一直尚未在立法中引進任何正式的轉讓定價規定。

GAAR是否會影響切合實際的/負責任的稅務規劃？

首先，人們可能會問什麼是稅務規劃？ 稅務規劃是避稅安排的部分內容，政府接受稅務規劃嗎？ 或者，根據經合組織示範公約的註釋，應阻止避稅行為，所以避稅是不可接受的，那麼我們是否應將稅務規劃僅僅限制在稅收寬減上？ 顯然，這只是一個名稱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交易、安排或計劃或處置的實質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政府不喜歡的是濫用或妄用稅務規劃

在毅力電子有限公司訴CIR案（ CACV 22/2008) 中，終審法院認為，GAAR不應針對為了稅收優惠而進行的安排，從立法角度而言這些安排（例如，香港的離岸稅收制度）的目的就是供納稅人使用。 因此，納稅人就如何受益於境外利潤豁免接受稅收建議，這在香港看來是得到廣泛認可的，因此不應受到GAAR的攻擊。

這裡要提一個有趣的方面，雖然一般情況下GAAR規定往往會將重點主要聚焦於實質重於形式上，但是當涉及到某個香港公司是否有資格享受境外利潤豁免的討論時，IRD似乎會更注重形式而非實質，這一點非常自相矛盾。

反避稅條款的適用

香港GAAR規定存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它經常被選擇使用。 例如，如果IRD不喜歡某筆交易（比如，對利息進行扣稅），因為該等費用並非如《稅務條例》第16/17條的規定是為了生產利潤的發生的，IRD通常不僅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16/17條認為利息不能扣除，而且還通常會選擇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61條和/或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61A條提出異議。

由於舉證責任由香港納稅人承擔，因此，納稅人需要證明涉及的交易、安排或計劃或處置不應受IRD提出的GAAR要求的約束，這為納稅人帶來了沉重的舉證負擔。

除了扣除利息的案件外，其他GAAR案件還把重點放在管理/諮詢費扣減、在獨資企業和客戶之間設置中介、複雜的現金再融資交易，以及聲稱的不公平交易， 但是，所有這些交易的共同特徵是它們都與內部重組有關。

有趣的是，審視從2000年以來的各種法庭案件時，似乎大概只有17宗GAAR案件，也就是說，平均每年有1宗GAAR案件！ 更詳細地研究這些案例時，可以發現在這17宗GAAR案例中，有11宗非常簡單，也就是說，這些案件可以被視為妄用和濫用反避稅交易，而這些案件現在可以用SAAR規定，或現在至少應運用SAAR。

此外，在這17宗GAAR案例中，有2宗和公平定價交易有關，該等案件不久將通過特定的公平定價立法解決。 只有剩下的4宗案例才真正可以認為是複雜的案件或不夠直接的案件，可以根據GAAR規定或司法稅收原則解決。 上述表明，IRD對GAAR的運用程度沒有人們想像的嚴重，並且大多數GAAR主張都可以根據SAAR或其他特定稅收規定解決。

GAAR是否改變納稅人的行為？

一方面，人們可能會認為，GAAR不會改變納稅人的行為，原因很簡單，就是GAAR本身難以執行。 另一方面，由於納稅人有舉證責任，免除這一責任並非易事。 雖然如此，如果納稅人感覺某些重組步驟可能會觸發任何GAAR規定，應考慮以下提示。

只應從稅務律師那裡獲得稅務建議。 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，律师的建议和税务顾问或会计师提供的建议不同，属于法律建议。 在第94/04號決定中，會計師在向客戶提供稅收的建議中，明確討論了潛在的避稅計劃以及GAAR在擬議的重組計劃中的潛可能性。 法院意識到了這一建議，顯然，這一認識對案件的積極結果並沒有做出太大貢獻；

向IRD申請預先裁定。 即使結果不樂觀，即，IRD決定不對提議的交易進行裁定，或對提議的交易做出的不利裁定，至少人們可以發現IRD到底為什麼不喜歡提議的交易。

大多數GAAR規定在內部重組中的運用於並非出於非商業原因（主要是出於稅收原因）。這一點清楚地表明，為了避免應用任何GAAR條款，必須要有適當的商業原因說明進行重組首先是為何原因。必須注意，如果重組有兩個商業原因，而只有一個稅收原因，這並不自動意味著重組的主要原因是商業原因。從澳大利亞高等法院1996年FCT 訴 Spotless 有限公司的案件（(1996) 168 CLR 404）中可以看出，在同一項交易中，對一個具體的目的/理由給予的權重要多於或少於給予另一個目的/理由的權重。

不要涉及任何離岸稅收管轄區中（例如，英屬維爾京群島或塞舌爾）的重組，在該稅收管轄區中存在適當的實質時除外。

GAAR和國際稅收協定抵觸嗎？

這個問題是，GAAR屬國內規定，是否和國際性的香港稅收協定衝突，尤其是避免雙重課稅協定。 根據經合組織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項目(“BEPS”)第6項行動計劃，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，這是因為稅收協定的目的是防止避稅等，隨著新的主要目的測試的引入，這個目的變得更加清楚。

此外，正如BEPS第6項行動計劃所述， 許多稅收協定的確已包含許多反避稅規則和稅收規定，例如，主張減少股息、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的預提稅時的最終實益擁有權規定。

經合組織認為，之所以不存在衝突的其他原因包括，因為GAAR的規定通常側重於確定稅收責任，稅收協定不涉及此類內容，此外，沒有國家願意與允許濫用避稅的國家簽訂稅收協定。

儘管有上述原因，仍然可能會出現某些國內反避稅規則推翻協定的情況，例如，在出口稅案中，一國仍然希望對離開某個國家之後產生的資本利得徵稅。

政府應如何確保GAAR只在適當的案例 中運用？

在一些國家，在提出GAAR主張之前已引入了所謂的審核小組，例如，澳大利亞。 根據澳大利亞稅務局 (“ATO”)網站上的說法，這些小組通過向稅務局的決策者提供獨立建議，來幫助稅務局管理GAARS。 但是，這些小組中似乎除了商務和專業人士之外，還有ATO高級人員。

此外，他們的建議沒有約束力。 因此，人們不禁可能想要知道這對獨立建議有何幫助，以及這種小組是否基本上僅僅是ATO外包某些工作的一種方式？

因此，總的來說，SAAR多一些似乎要比GAAR多一些要好，也就是說，一旦某個普通的反避稅規則被視為GAAR，由於GAAR條款只會帶來不必要的不確定性，所以政府應制訂SAAR條款。